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了一下，桌上并排摆着二十四个“国王”我把第一个“国王”放进句子里，韵律也随之飘然而至。这说明通过诗歌能够接近国王。我们可以请他出场，诗韵将国王逼到他引发的心跳节奏，然后划一条光滑的弧线进入他制造的惊惶。韵律盘旋而起，整齐划一。整个诗句换步行进，与其他诗行协同一体。我们也可以逆向梳理韵律，把它们藏在句子中间，然后看它们如何将丢掉的再吞回去。句末的韵律可以浓墨重彩，立体地展现，但阅读时不宜强调，要隐藏在声音里。
“国王”在我小时候就已植根于脑海。他隐身于事物中，即便我一个字都不写，他也存在着，以一个家喻户晓的恶人形象存在着，为着掌控生活中出现的新的错综复杂。国王现身之处，不会见到仁慈。然而，在生活远离可表达的范畴时，他可以整理生活，无须词语就能对付它的杂乱无章。国王一向是需要被经历的，而不是被说出的词，靠说话无法接近他。我和他一起度过了很多时光，在那些时日，恐惧或多或少一直伴随着我。“心兽”与被经历的“国王”不同，它是一个被写下来的词。它在纸上诞生，写作时用来代替国王。因为我在死亡恐惧中必须为生命渴望找一个词，一个我当年在恐惧之中无法拥有的词。我需要一个像国王一样的双刃词，胆怯而专横，必须能进入身体，成为一个特殊的内脏，一个可以承载周围一切的内在器官。我想与住在每人身体里的无常对话，那住在我心里、也同样住在那些强势人物心里的无常。它不认识自己，被以不同方式填充着。随着偶然的进程与内心愿望对我们的改变，它有时驯顺，有时狂野。
到德国后的第一个除夕夜，午夜时分，国王突然出现在派对上。当时，客人们都在铸铅，我注视着勺子里熔化的铅在凉水中滋滋冒气，凝固后成为一个全新的模样。我心里清楚，国王也是这么出来的，心兽亦然。大家让我也来铸一个自己的新年幽灵铅，可我不敢，笑着抽身离开，怕他们看出破绽：神经极度破裂的人最好不要铸铅。别人心里充满明亮的幻想，而我的顾虑太多太多，我怕幽灵铅会封锁我的心兽，让它整整一年都来烦我，在我想抓它时捆住我的手脚。所以我不要铸铅。还有——恐怕这是同一问题的延伸——，我担心大家从我的勺子里爬出来的东西上，看到我内心的残破，看到我如何费劲心机用“心兽”来定义我的内心状况。
在弗里茨朗格（fritzlang）那令人压抑的电影橱窗中的女人（中文另译名：绿窗艳影；德语译名：危险的相遇）中有一句台词：“你走进了一个几分钟前还完全不能意料的情境。”我意料到了，我意料到这铸铅游戏会暴露一些我无法意料之事。国王追赶着我，从乡村来到城市，又从罗马尼亚来到德国。他是我一些永远无法明白的事物的反映。当大脑迷失，词语失灵时，它将这些事物拟人化了。所以每每遇到这种情况，我都喜欢说：啊，国王来了！
到了德国之后，一个朋友被发现吊死在住所。我知道朋友留下的地方，国王又一次鞠躬杀人了。罗兰德基施，年仅二十八岁的建筑工程师，寡言少语，话音轻柔，不事张扬，喜欢写诗和摄影。我被宣布为国家敌人后，不论我在罗马尼亚还是在德国期间，他从未像别人一样与我断交。我定居柏林后，他明知有危险，还是不断给我写卡片。我曾希望他断绝我们之间的友谊，因为我很担心他的安全，同时又盼望收到他的来信——这意味着他还活着。他最后的消息，是他死前几个星期寄来的一张黑白照片，照片上是我们曾经常散步的一条街道，在我走后变化很大：街上新铺了有轨电车道，轨道上长满半人高的野胡萝卜，开着金边白伞花，似乎在向我预示朋友身处危险。我从那里抬脚离开后，我们的距离被拉开，随性的交往被没收，无法再直抒胸臆，阅读来信时要在它的小生境中寻找隐蔽的含意。野胡萝卜是我们分离的意象，我想，也许所有注视着人类无望的植物，都可能变成野胡萝卜。卡片背面只写着一行字，字体很小，仿佛不打算把纸上的空白填满：“有时我只有啃啮手指，才能感觉到自己的存在。”
不久他就离开了这个世界。这句话的分量，比它所有词加起来所能表达的内容要重得多。它引领我们走到词语无法忍受自身之处，包括我们引用他的话时需要使用的词语。不是因为这句话，而是因为这个人，人本不应该像他一样，待在这样的一句话里，但他也是逼不得已。
他死去的日子和这句话的情况类似，是五一。在劳动节这一天，热衷于草菅人命和建纪念碑的独裁者干掉了一个建筑工程师。听到这个消息时，我感觉国王扼住了我的脖子。让我们想象一下：晚上你独自坐在家中，有人敲门，你打开门，然后就被吊死了。邻居们现在回忆说，当晚他们听到不止一个人的喊叫，但没有一个人去帮忙。尸检也被拒绝了，因为国王不允许别人看他的牌。死亡证明书上，官方的结论是自杀。问题是：原本的计划就是吊死，他反抗时头被套进了绳索呢，还是被审讯和拷打致死，刽子手不知如何处理尸体，又把他吊上去的。吊死是预谋好的，还是因事情没有按计划进行，只好在匆忙中，在蔑视中，或者只是为了好玩儿，临时的一个处理办法。杀人者是职业特工，还是被雇佣或是被胁迫的罪犯？
死亡带给我的震惊，尸检被拒绝的事实，使我想起童年时经历的另外一件事——村里的桑椹国王。无可争议的自杀，却不得不做尸检。他在患晚期癌症的最后日子里，只能得到盘尼西林，因为医生没有足够的吗啡。在无法忍受的病痛中，他与死亡定了个约会。他的后院有一棵桑树，上面靠着一架梯子。每年他的鸡都学会在树上睡觉。一到晚上，它们顺着梯子爬上树冠，一排排蹲在树枝上睡觉。天亮后，再顺着梯子下到院子里来。死者的女儿说，通过几个星期的训练，他让鸡们熟悉了他，这样他在上吊的时候，鸡没有受到惊吓飞起来，也没叫一声。那天夜里，院子里非常安静，悄无声息。她夜里三点醒来，起身去看看父亲。床上只有睡衣裤，人不见了。柜子门开着，衣架和他最好的一身西服不见了。她的第一个想法是，他可能想到院子里走走，减轻一点痛苦，但也不需要礼拜时穿的西装啊。她大着胆子来到院子。月光如洗，院子从黑暗中浮出，鸡像往常一样蹲在桑树上。白色的，尤其是那些白色的鸡，她强调说，像陈列柜里的白瓷餐具一样泛着光。他就在鸡的下面，吊在一根树枝上。他是我的邻居。事情发生后，我再看那棵树时，脑子里总是发生错觉，我不断对自己说：他们用的是同一个梯子，他和他的鸡。盘尼西林医生并不自责，他竟敢怀疑这不是自杀，坚持要做尸检。他把衣冠整齐的死者的尊严从他最好的西装上扒了下来，在炎炎夏日，在院子正中间，靠着桑树的梯子架起屠宰桌，扮演起尸检专家来。死者被解剖，放进他房子里最漂亮的房间后，棺木的盖子立刻被盖上。但我还是觉得自己看见了他脖子上深蓝色的勒痕，像树上桑椹一样的靛蓝。像鸡头上有冠一样，他脖子上的条纹就是他的冠。死者辞掉了肉身的陪伴，走进另外一种宁静的物质，逃进了果肉里。带着脖子上的勒痕和好西装，他把自己变成了树上有史以来最大的一颗桑椹。他是走入地下的桑椹王。
了一下，桌上并排摆着二十四个“国王”我把第一个“国王”放进句子里，韵律也随之飘然而至。这说明通过诗歌能够接近国王。我们可以请他出场，诗韵将国王逼到他引发的心跳节奏，然后划一条光滑的弧线进入他制造的惊惶。韵律盘旋而起，整齐划一。整个诗句换步行进，与其他诗行协同一体。我们也可以逆向梳理韵律，把它们藏在句子中间，然后看它们如何将丢掉的再吞回去。句末的韵律可以浓墨重彩，立体地展现，但阅读时不宜强调，要隐藏在声音里。
“国王”在我小时候就已植根于脑海。他隐身于事物中，即便我一个字都不写，他也存在着，以一个家喻户晓的恶人形象存在着，为着掌控生活中出现的新的错综复杂。国王现身之处，不会见到仁慈。然而，在生活远离可表达的范畴时，他可以整理生活，无须词语就能对付它的杂乱无章。国王一向是需要被经历的，而不是被说出的词，靠说话无法接近他。我和他一起度过了很多时光，在那些时日，恐惧或多或少一直伴随着我。“心兽”与被经历的“国王”不同，它是一个被写下来的词。它在纸上诞生，写作时用来代替国王。因为我在死亡恐惧中必须为生命渴望找一个词，一个我当年在恐惧之中无法拥有的词。我需要一个像国王一样的双刃词，胆怯而专横，必须能进入身体，成为一个特殊的内脏，一个可以承载周围一切的内在器官。我想与住在每人身体里的无常对话，那住在我心里、也同样住在那些强势人物心里的无常。它不认识自己，被以不同方式填充着。随着偶然的进程与内心愿望对我们的改变，它有时驯顺，有时狂野。
到德国后的第一个除夕夜，午夜时分，国王突然出现在派对上。当时，客人们都在铸铅，我注视着勺子里熔化的铅在凉水中滋滋冒气，凝固后成为一个全新的模样。我心里清楚，国王也是这么出来的，心兽亦然。大家让我也来铸一个自己的新年幽灵铅，可我不敢，笑着抽身离开，怕他们看出破绽：神经极度破裂的人最好不要铸铅。别人心里充满明亮的幻想，而我的顾虑太多太多，我怕幽灵铅会封锁我的心兽，让它整整一年都来烦我，在我想抓它时捆住我的手脚。所以我不要铸铅。还有——恐怕这是同一问题的延伸——，我担心大家从我的勺子里爬出来的东西上，看到我内心的残破，看到我如何费劲心机用“心兽”来定义我的内心状况。
在弗里茨朗格（fritzlang）那令人压抑的电影橱窗中的女人（中文另译名：绿窗艳影；德语译名：危险的相遇）中有一句台词：“你走进了一个几分钟前还完全不能意料的情境。”我意料到了，我意料到这铸铅游戏会暴露一些我无法意料之事。国王追赶着我，从乡村来到城市，又从罗马尼亚来到德国。他是我一些永远无法明白的事物的反映。当大脑迷失，词语失灵时，它将这些事物拟人化了。所以每每遇到这种情况，我都喜欢说：啊，国王来了！
到了德国之后，一个朋友被发现吊死在住所。我知道朋友留下的地方，国王又一次鞠躬杀人了。罗兰德基施，年仅二十八岁的建筑工程师，寡言少语，话音轻柔，不事张扬，喜欢写诗和摄影。我被宣布为国家敌人后，不论我在罗马尼亚还是在德国期间，他从未像别人一样与我断交。我定居柏林后，他明知有危险，还是不断给我写卡片。我曾希望他断绝我们之间的友谊，因为我很担心他的安全，同时又盼望收到他的来信——这意味着他还活着。他最后的消息，是他死前几个星期寄来的一张黑白照片，照片上是我们曾经常散步的一条街道，在我走后变化很大：街上新铺了有轨电车道，轨道上长满半人高的野胡萝卜，开着金边白伞花，似乎在向我预示朋友身处危险。我从那里抬脚离开后，我们的距离被拉开，随性的交往被没收，无法再直抒胸臆，阅读来信时要在它的小生境中寻找隐蔽的含意。野胡萝卜是我们分离的意象，我想，也许所有注视着人类无望的植物，都可能变成野胡萝卜。卡片背面只写着一行字，字体很小，仿佛不打算把纸上的空白填满：“有时我只有啃啮手指，才能感觉到自己的存在。”
不久他就离开了这个世界。这句话的分量，比它所有词加起来所能表达的内容要重得多。它引领我们走到词语无法忍受自身之处，包括我们引用他的话时需要使用的词语。不是因为这句话，而是因为这个人，人本不应该像他一样，待在这样的一句话里，但他也是逼不得已。
他死去的日子和这句话的情况类似，是五一。在劳动节这一天，热衷于草菅人命和建纪念碑的独裁者干掉了一个建筑工程师。听到这个消息时，我感觉国王扼住了我的脖子。让我们想象一下：晚上你独自坐在家中，有人敲门，你打开门，然后就被吊死了。邻居们现在回忆说，当晚他们听到不止一个人的喊叫，但没有一个人去帮忙。尸检也被拒绝了，因为国王不允许别人看他的牌。死亡证明书上，官方的结论是自杀。问题是：原本的计划就是吊死，他反抗时头被套进了绳索呢，还是被审讯和拷打致死，刽子手不知如何处理尸体，又把他吊上去的。吊死是预谋好的，还是因事情没有按计划进行，只好在匆忙中，在蔑视中，或者只是为了好玩儿，临时的一个处理办法。杀人者是职业特工，还是被雇佣或是被胁迫的罪犯？
死亡带给我的震惊，尸检被拒绝的事实，使我想起童年时经历的另外一件事——村里的桑椹国王。无可争议的自杀，却不得不做尸检。他在患晚期癌症的最后日子里，只能得到盘尼西林，因为医生没有足够的吗啡。在无法忍受的病痛中，他与死亡定了个约会。他的后院有一棵桑树，上面靠着一架梯子。每年他的鸡都学会在树上睡觉。一到晚上，它们顺着梯子爬上树冠，一排排蹲在树枝上睡觉。天亮后，再顺着梯子下到院子里来。死者的女儿说，通过几个星期的训练，他让鸡们熟悉了他，这样他在上吊的时候，鸡没有受到惊吓飞起来，也没叫一声。那天夜里，院子里非常安静，悄无声息。她夜里三点醒来，起身去看看父亲。床上只有睡衣裤，人不见了。柜子门开着，衣架和他最好的一身西服不见了。她的第一个想法是，他可能想到院子里走走，减轻一点痛苦，但也不需要礼拜时穿的西装啊。她大着胆子来到院子。月光如洗，院子从黑暗中浮出，鸡像往常一样蹲在桑树上。白色的，尤其是那些白色的鸡，她强调说，像陈列柜里的白瓷餐具一样泛着光。他就在鸡的下面，吊在一根树枝上。他是我的邻居。事情发生后，我再看那棵树时，脑子里总是发生错觉，我不断对自己说：他们用的是同一个梯子，他和他的鸡。盘尼西林医生并不自责，他竟敢怀疑这不是自杀，坚持要做尸检。他把衣冠整齐的死者的尊严从他最好的西装上扒了下来，在炎炎夏日，在院子正中间，靠着桑树的梯子架起屠宰桌，扮演起尸检专家来。死者被解剖，放进他房子里最漂亮的房间后，棺木的盖子立刻被盖上。但我还是觉得自己看见了他脖子上深蓝色的勒痕，像树上桑椹一样的靛蓝。像鸡头上有冠一样，他脖子上的条纹就是他的冠。死者辞掉了肉身的陪伴，走进另外一种宁静的物质，逃进了果肉里。带着脖子上的勒痕和好西装，他把自己变成了树上有史以来最大的一颗桑椹。他是走入地下的桑椹王。